伟大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哈佛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1928—2021）10月18日在布达佩斯去世。

　　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科尔奈建立了数量调节而非价格调节的中央计划模型以及分层控制模型，拓展和深化了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解，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科尔奈还放松微观经济学中的预算约束假设，提出具有广泛用途的“软预算约束”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如科尔奈本人那样用来处理国有企业行为和短缺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还被经济学家发展为用途广泛的分析工具，用来研究从金融危机到日本经济表现。科尔奈的研究得到包括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04-1989）、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2017）、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在内的杰出经济学家热情支持和高度赞扬；他是冷战时期苏联东欧阵营中的匈牙利人，却先后担任另一个阵营久负盛誉的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会长、欧洲经济学会（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会长，在任期内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经济学人加入国际学术交流。科尔奈从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显然，并非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伟大的社会科学家，科尔奈继承马克思、哈耶克、熊彼特和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1886-1964）传统，倡导制度范式（system paradigm）分析。在他看来，经济学中“技术治国”思想广泛流行，即使写了很好论文的经济学家，往往也不能跳出狭窄的思考框架。而理解经济社会转型不得不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不能不聚焦于基础性和长远性的方面加以综合研究。其中比较经济学、比较政治学、比较法学、比较社会学等跨国比较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跨学科交流对话同样必要。我们用一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制度范式研究的方法论特点。科尔奈指出，经济增长有时候会让我们掉入一个不能自拔的制度陷阱，而不会把我们自动带入制度改革。如果我们回头看历史，会发现历史上从来没有制度改革会自动发生的先例。因此，仅仅依赖经济增长来解决转型难题是危险的。科尔奈将制度范式作为方法论原则，贯彻于广泛的研究实践。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实践使科尔奈跻身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制度范式作品包括《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经济学》（1992）《思想的力量：学术探索之旅的另类自传》（2006）以及晚年关于大转型的评论。

　　作为最杰出的转型研究者，科尔奈对中国的转型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三次访问中国。第一次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邀，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世界银行联合召开的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联合在长江游轮“巴山号”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他在前一个会上提交论文《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指出国有企业存在横向和纵向的双重依赖，一只眼睛盯着政府，一只眼睛盯着市场，这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行为大为不同。这篇论文对今日的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仍有参考价值。在巴山轮会议上科尔奈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清楚的分类，并指出产权的建立需要循序渐进的复杂过程，这在后来被称为“改革的有机战略”。第二次访华系1999年应经济科学出版社之邀。科尔奈的名著《短缺经济学》1980年英文初版，198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后风行全国，是该出版社最著名的译著之一。科尔奈出席了经济科学出版社举行的纪念《短缺经济学》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教育科研机构讲演和交流。他在深圳接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辑肖梦专访，分析了转型中不同的所有制改革战略，认为合同、担保、债务、税收之类问题得到政府官员和经济行为主体的严肃对待时，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才能解决。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创世纪”改革思想显然不同。2005年，科尔奈任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提议就“市场与社会主义”（Market and Socialism: In the Light of the Experiences of China and Vietnam）召开一次圆桌会议。为此，大陆和海外的著名学者共聚香港科技大学，就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金融市场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议题提交了论文并热烈讨论。会后科尔奈应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和《比较》编辑室邀请第三次访问中国。在华期间他以《大转型》为题，分别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讲演，参加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与《比较》杂志联合举办的比较经济学学术交流会。主要内容可以在《比较》杂志上读到。

　　科尔奈对中国的影响当然远远超出了三次来华访问的范围。他在国际经济学会1981年的雅典圆桌会议上结识吴敬琏，这是他结识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朋友，此后他又与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荣敬本等人成为真挚的朋友；在任教哈佛大学期间他培养了许成钢、钱颖一、李稻葵、王一江、白重恩等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在经济研究领域又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科尔奈的著作被包括李宗正、高鸿业在内的经济学家翻译成流畅的中文，被广泛地阅读和学习。

　　科尔奈的去世令人悲伤。这悲伤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范围。他超越阵营、国别的地方性限制，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科学家。作为传奇性的社会科学巨人，他的身影将继续游荡在文献之中和人们的记忆之中。作为晚辈，深信要理解这纷纷扰扰的世界，科尔奈的思考（特别是关于制度范式和大转型的思考）变得比以往更为恰切而不是过时。他的去世并非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思考和努力对中国学者有着恒久的学习和参考价值。

　　最后，我想引用科尔奈在哈佛任教期间所写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这段话由李宗正和孙光德两位先生翻译成中文：

　　几个世纪以来，匈牙利人的传统就是：你可以屈从、失望或气愤，但不能期待美妙的前景，它也许是不存在的，然而你在全心全意地工作以求改善。读过匈牙利戏剧名著、诗歌（有些已翻译成英文本）或听过巴托克乐曲的人们会真实地体会这种矛盾的情感。也许，作为一个枯燥无味、非专业的成员，就象经济学家那样，能够恪守同样的传统。即使不提出美妙的乌托邦式的前景、不自谓通晓各种乐观的解决办法、不指望不久将来的重大突破，人们仍然可以雷竞技官网下载继续宣传并提倡向更好的方向转变。（亚诺什﹒科尔奈著，李宗正、孙光德译：《矛盾与困境：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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